和孩子一起玩“财富大考场”

    记得，1995年“快乐大转盘”风靡我们整个城市。我的孩子在游戏中玩起了“六六过关”的游戏，那时我敏锐的感到这一游戏的趣味与价值，于是我积极地投入到他们的游戏之中，利用每次游戏后的交流鼓励“主持人”去收集更多的问题来继续明天的游戏——两个能干的主持人在我的启发与引导下也踏入了良性循环之中，他们的智慧使得游戏有条不紊地继续着。

    2004年，收视率较高的“才富大考场”同样引起了班级孩子们的兴趣，他们用玻璃胶将调羹粘在脸上当作话筒，在津津乐道地模仿着“来由己、去由人！才富大考场再见！”时，将节目也搬进了自己的游戏中。

    然而，现在的我在观察与倾听后中却发现了“热闹”的背后有着三个大问题：

    首先，在幼儿的游戏中有不愉快——原来，照搬的“才富大考场”最终的获胜者只有一个，而更多的参赛选手面临的是在游戏过程中无情地被淘汰，他们兴冲冲地来，极不情愿地离开，我看见了孩子们眼中的沮丧和无奈。我甚至听到了孩子们之间这样的协商“嗨，要是你赢，你最后一个淘汰我好吗？”

    其次，在幼儿的游戏中有不公平——照搬的“才富大考场”中只有两个节目主持人，在孩子们中间很自然地就推崇着那些能力强的孩子承担起了游戏中的主要工作，事实上，有许多孩子也向往着在游戏中充当一回节目主持人，我看见了孩子们眼中的期盼和等待。

    再次，在幼儿的游戏中有难题——节目主持人不会提问，他们要么将问题的正确答案直接告诉选手，如“日本的国旗是太阳旗吗？”，要么就是提出一些连自己也无法回答的问题，如“为什么人们喜欢吃大饼油条？”……

    于是，在一次游戏的交流中，我和孩子们聊起了“才富大考场”：原来，对孩子们来说玩“才富大考场”最开心的是能够回答题目，能够让自己变成“32岁的小张”、“28岁的默默”；能够让自己来自“广告公司”、来自“复旦大学”……在与孩子们的交流中我知道了班级中有94%的孩子不喜欢被淘汰，有83%的孩子希望自己也能当节目主持人。

    于是，我认真分析“才富大考场”，挖掘其潜在的教育因素，并将幼儿的“需要”转化为一个预设活动。

    在活动中，我满足大多数孩子的愿望，通过游戏规则的制定，使之变为一种更符合孩子需要的游戏；同时，我鼓励每一个幼儿通过“站板板”轮流来做节目主持人，体会其中的快乐。过程中，我还引导幼儿将自己知道的事情化为问题，并围绕一个主题出两道题，这样一来孩子们就学会提问了。

    这里，我比较着“快乐大转盘”和“才富大考场”——我发现同样是孩子“拷贝”电视台中的竞赛性游戏，但作为教师的我在这八年中观察的视角和思考的纬度有了明显变化：

    1995年，我关注班级中的个别孩子，在游戏中这些孩子成为我观察与倾听的主要对象，而且我积极地引导这些能力强的孩子，为这些孩子提供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而如今，我关注班级中的每个孩子，我的眼睛不再紧紧追随那些能力强的孩子，更多时候我会跟着那些不起眼的弟弟妹妹，我试图在我的观察、倾听中了解更多的孩子。

    1995年，我在游戏中观察、倾听，更多地是作为一个教育者“追求着”游戏情节的精彩与递进，那时往往是几个孩子就能和我默契配合，使游戏玩得“轰轰烈烈”。

    而如今，在游戏中我依然观察与倾听，但我观察到了孩子们的行为和需要。而这些行为和需要促使我不断地思考如何去回应、如何去互动？

　从这样的变化中我更深刻地理解了幼儿的游戏，也更深刻地体悟到新理念的内涵，我将继续前行。